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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钟楼上—夜记之二》原文、注释和赏析

2020-03-20 17:37  千面之神  点击:

  也还是我在厦门的时候,柏生从广州来,告诉我说,爱而君也在那里了。大概是来寻求新的生命的罢,曾经写了一封长信给K委员,说明自己的过去和将来的志望。

  “你知道有一个叫爱而的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我没有看完。其实,这种文学家的样子,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员对柏生说。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诉了爱而,爱而跳起来道:

  “怎么? ……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的呢?!”

  厦门还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开在山中,黄的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开在楼下。我在用花刚石墙包围着的楼屋里听到这小小的故事,K委员的眉头打结的正经的脸,爱而的活泼中带着沉闷的年青的脸,便一齐在眼前出现,又仿佛如见当K委员的眉头打结的面前,爱而跳了起来,——我不禁从窗隙间望着远天失笑了。

  但同时也记起了苏俄曾经有名的诗人,《十二个》的作者勃洛克的话来:

  “共产党不妨碍做诗,但于觉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却有妨碍。大作家者,是感觉自己一切创作的核心,在自己里面保持着规律的。”

  共产党和诗,革命和长信,真有这样地不相容么?我想。

  以上是那时的我想。这时我又想,在这里有插入几句声明的必要:

  我不过说是变革和文艺之不相容,并非在暗示那时的广州政府是共产政府或委员是共产党。这些事我一点不知道。只有若干已经“正法”的人们,至今不听见有人鸣冤或冤鬼诉苦,想来一定是真的共产党罢。至于有一些,则一时虽然从一方面得了这样的谥号,但后来两方相见,杯酒言欢,就明白先前都是误解,其实是本来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毕,于是放心回到本题。却说爱而君不久也给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经有了工作了。信不甚长,大约还有被冤为“反革命”的余痛罢。但又发出牢骚来:一,给他坐在饭锅旁边,无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风琴,一个漠不相识的女郎来送给他一包点心,就弄得他神经过敏,以为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泼,不禁 “感慨系之矣” 了。

  关于第一点,我在秋蚊围攻中所写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面前无饭锅而觉得无聊,觉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现在已见饭锅,还要无聊,则明明是发了革命热。老实说,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罢,——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说,你就死心塌地地从饭锅里装饭吃罢,那是不像样的;然而叫他离开饭锅去拚命,却又说不出口,因为爱而是我的极熟的熟人。于是只好袭用仙传的古法,装聋作哑,置之不问不闻之列。只对于第二点加以猛烈的教诫,大致是说他“死板”和“活泼”既然都不赞成,即等于主张女性应该不死不活,那是万分不对的。

  约略一个多月之后,我抱着和爱而一类的梦,到了广州,在饭锅旁边坐下时,他早已不在那里了,也许竟并没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一月之后,听得一个戴瓜皮小帽的秘书说,才知道这是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后来我一搬出,又听说就给一位办事员住进去了,莫明其妙。不过当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总还是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办事员搬进去了的那一天为止,我总是常常又感激,又惭愧。

  然而这优待室却并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点,是不很能够睡觉的。一到夜间,便有十多匹——也许二十来匹罢,我不能知道确数——老鼠出现,驰骋文坛,什么都不管。只要可吃的,它就吃,并且能开盒子盖,广州中山大学里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楼上的老鼠,仿佛也特别聪明似的,我在别地方未曾遇到过。到清晨呢,就有“工友”们大声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白天来访的本省的青年,却大抵怀着非常的好意的。有几个热心于改革的,还希望我对于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这热诚很使我感动,但我终于说是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轻轻地推却了。那当然要使他们很失望的,过了几天,尸一君就在 《新时代》 上说:

  “……我们中几个很不以他这句话为然,我们以为我们还有许多可骂的地方,我们正想骂骂自己,难道鲁迅先生竟看不出我们的缺点么?……”

  其实呢,我的话一半是真的。我何尝不想了解广州,批评广州呢,无奈慨自被供在大钟楼上以来,工友以我为教授,学生以我为先生,广州人以我为 “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考查。而最大的阻碍则是言语。直到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语,除一二三四……等数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几乎无不因为特别而记住的Hanbaran(统统)和一句凡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Tiu-na-ma而已。

  这两句有时也有用。那是我已经搬在白云路寓屋里的时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个窃取电灯的偷儿,那管屋的陈公便跟着一面骂,一面打。骂了一大套,而我从中只听懂了这两句。然而似乎已经全懂得,心里想:“他所说的,大约是因为屋外的电灯几乎Hanbaran被他偷去,所以要Tiu-na-ma了。”于是就仿佛解决了一件大问题似的,即刻安心归坐,自去再编我的《唐宋传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测是无妨的,倘若据以论广州,却未免太卤莽罢。

  但虽只这两句,我却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的错处了。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东,读若Tiu。故Tiuhei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得他后来可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非名词也。

  至于我说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的话,那可的确是虚言。其实是,那时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这也许是后来的回忆的感觉,那时其实是还没有如此分明的。

  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处做文章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头的一种较大,却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

  在钟楼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务主任”的纸冠的时候,是忙碌的时期。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工友规矩,下午五点以后是不做工的,于是一个事务员请门房帮忙,连夜贴一丈多长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写榜。于是辩论: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我,我说无法,他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我说不难,他说太难的辩论;还有因为有族人在台湾,自己也可以算作台湾人,取得优待“被压迫民族”的特权与否的辩论;还有人本无名,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的玄学底辩论……。这样地一天一天的过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驰骋,早上是三位工友的响亮的歌声。

  现在想起那时的辩论来,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然而那时却并无怨尤,只有一事觉得颇为变得特别: 对于收到的长信渐渐有些仇视了。

  这种长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并不为奇。但这时竟渐嫌其长,如果看完一张,还未说出本意,便觉得烦厌。有时见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请他看后告诉我信中的主旨。

  “不错。‘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当时是否也如K委员似的眉头打结呢,未曾照镜,不得而知。仅记得即刻也自觉到我的开会和辩论的生涯,似乎难以称为“在革命”,为自便计,将前判加以修正了:

  “不。‘反革命’太重,应该说是 ‘不革命’ 的。然而还太重。其实是,——写长信,不过是吃得太闲空罢了。”

  有人说,文化之兴,须有余裕,据我在钟楼上的经验,大致是真的罢。闲人所造的文化,自然只适宜于闲人,近来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鸣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实,便是这钟楼,也何尝不造得蹊跷。但是,四万万男女同胞,侨胞,异胞之中,有的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有的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怎不造出相当的文艺来呢?只说文艺,范围小,容易些。那结论只好是这样:有余裕,未必能创作;而要创作,是必须有余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饥号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亦为苦工猪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为这一说于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经自觉到自己久已不动笔,但这事却应该归罪于匆忙。

  大约就在这时候,《新时代》上又发表了一篇《鲁迅先生往那里躲》,宋云彬先生做的。文中有这样的对于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并且似乎在说‘在北方时受着种种迫压,种种刺激,到这里来没有压迫和刺激,也就无话可说了’。噫嘻! 异哉! 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旧社会死去的苦痛,新社会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视无睹!他把人生的镜子藏起来了,他把自己回复到过去时代去了。噫嘻! 异哉! 鲁迅先生躲避了。”

  而编辑者还很客气,用案语声明着这是对于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怂恿,并非恶意的笑骂的文章。这是我很明白的,记得看见时颇为感动。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写一点东西,声明我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失掉了勇气。《在钟楼上》就是豫定的题目。然而一则还是因为辩论和开会,二则因为篇首引有拉狄克的两句话,另外又引起了我许多杂乱的感想,很想说出,终于反而搁下了。那两句话是:

  “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

  但拉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和梭波里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 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

  但我初到广州的时候,有时确也感到一点小康。前几年在北方,常常看见迫压党人,看见捕杀青年,到那里可都看不见了。后来才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然而在梦中时是委实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钟楼上》,文字也许不如此。无奈已经到了现在,又经过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实,纯然的那时的心情,实在无从追蹑了。现在就只好是这样罢。

  【析】 1927年1月下旬,鲁迅先生应聘,由厦门大学到了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住在学校“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大钟楼”。这一时期,鲁迅生活极不安定,工作十分繁重。一方面,他忙忙碌碌地从事教学和应付“教务主任”那一摊琐碎繁杂的日常工作; 另一方面,又要接待许多青年的来访;再一方面,他又经常应邀前往讲演。随着形势的发展,广州的现实变得更为复杂起来。鲁迅在3月29日黄花节这一天,从钟楼搬出,在珠江边的白云楼租赁了房子,居住了下来。

  《在钟楼上》就是作者对在中山大学那一段及其此后一段生活的纪录,对那一时期心绪的清理和对社会事变的深深感慨。

  本文虽然有一些外在的叙述描写,但更是作者内在情绪和心境的投影与凸现。在艺术上是以朴实无华的语言来曲折、委婉地传达出对社会人生、对革命现实的看法。强烈的爱憎与悲愤蕴涵在平易的字里行间。

  作者是 “抱着和爱而一类的梦” 即 “寻求新的生命”来到广州的。可事实与理想相反。他到广州后不久,革命形势就有些改变了。鲁迅很敏锐地察觉出这“革命的策源地”,旧势力依然存在。他们只不过暂时披上“革命”的伪装,“奉旨革命”而已。作者采取冷静的态度,观察事情的发展。表面上说:“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 但实际上在对广州颜色与“杨桃”的描述中;在排列了许多琐细事务的“辩论”中;在对广州骂人口语的模仿中,作者将为什么 “剩下些索漠”的根底作了实质性暗示与交待。从委婉而含蓄的表达中可以体味出鲁迅的 “欣戚” 与褒贬。

  关于文艺家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作者在思索中作了深入精辟的论述。他说:

  “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

  作者的思想见解满含深刻的哲理,给我们思想上警觉震动的力量。批评了那些对革命抱有幻想的文艺家,指出了他们对革命理解的幼稚和错误,又隐含着对革命需艰苦斗争需流血牺牲的残酷性的实质认识。其中巧妙地融入了作者的亲身体验,显得更加精当深邃。在形式上如警句格言,加强了表达的效果。

  幽默中隐藏着泼辣与犀利,平淡里融汇着尖刻与冷峻,是本文的另一大特色。对于现实中的乖谬和表里不一的事物本质,鲁迅除了一针见血不留情面地揭露道破之外,还常常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将幽默与讽刺结合起来,以轻松而诙谐的笔调,出人意料地用隽思妙语揭露矛盾与弊端,剖析现象与本质。

  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之前,有不少人都自称是共产党人,但事变后,有的就变节投降了,露出了真相。对于真假革命者,文章写到:

  “只有若干已经 ‘正法’ 的人们,至今不听见有人鸣冤或冤鬼诉苦,想来一定是真的共产党罢。至于有一些,则一时虽然从一方面得了这样的谥号,但后来两方面相见,杯酒言欢,就明白先前都是误解,其实是本来可以合作的。”

  作者在表面平淡的叙述中,将那些假革命、变节者与敌人“杯酒言欢”的先后嘴脸画出来,既尖刻又冷峻。

  《在钟楼上》叙述作者自己享受的一段待遇,也是幽默出之。鲁迅住的“大钟楼”,先听戴瓜皮小帽的秘书说,是“最优待的住所”,“非 ‘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先生一搬出,“就给一位办事员住进去了”。作者重复、模拟那位秘书的话,用幽默笔调写出客体的前后矛盾和自我暴露,这就使实质的荒谬露出本象,令人觉得十分可笑。行文含蓄,不露声色,却又隐含着对虚伪人情世故的犀利讽刺。真乃妙不可言。

  字数:6141

  作者:官晋东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526-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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