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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习惯与改革》原文、注释和赏析

2020-03-21 09:21  千面之神  点击: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今年的禁用阴历,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不特此也,连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竟也常常慨然长叹,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来。这真像煞有些博爱。

  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我问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过旧历年,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那回答是: “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并不信明年非过阳历年不可。但日历上,却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的广告。好,他们连曾孙玄孙时代的阴历,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一百二十年!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 “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以后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历,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

  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析】 毛泽东说: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鲁迅,就是在这个 “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人物。他怀着寻求真理和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方面有力地宣传革命和战斗的主张,号召 “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涤荡” (《坟·文化偏至论》),“不克厥敌,战则不止”,“更张破坏,无稍假借”(《坟·摩罗诗力说》),告诫人们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另一方面,他痛感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紧紧箝制着人们的思想,使不少群众变得 “麻木”、“愚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他急切地要治疗封建统治阶级传染给人民群众的精神上的痼疾,改变落后保守的习惯。

  可以说,面对群众陋习,怎样实施改革? ——这是鲁迅长期探索的问题。

  所谓群众的陋习,也就是国民性的问题。本世纪初,无论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抑或革命派,都曾经大张旗鼓地接触和提倡过国民性的主张,诸如梁启超、邹容等人。鲁迅最早思考这问题是在日本留学时期,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说:“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重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鲁迅弃医从文,也是因为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鲁迅正式提出国民性的问题,始于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而论述较为集中的则是“五四”前后,这条思想线索贯穿于他整个的前期思想之中,但呈现着缩小和削弱的趋势。

  尽管国民性曾是鲁迅反对封建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然而它毕竟同生物进化论一样,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传来的,用来解释社会现象时具有很大的局限和消极作用:它强调了国民性与民族性的共同之处,却抹煞了国民之中还存在着不同阶级之间的区别,因此也就不可能对客观现象作出正确的结论。

  鲁迅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掌握了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取得了思想飞跃的充分条件,终于完成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尽管谈的还是老问题,但是《习惯与改革》给予我们的却是全新的感觉。

  文章从当局禁用阴历这样一件“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谈起,举例说明因袭的习惯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典型的是日历上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 《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的广告。”接着便运用正面的理论和反面的史实以证明改革习惯诚非易事。这种写法显然增加了文章的深广度,既雄辩有力,又具体生动。值得注意的是正面的理论直接引用了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的语意,而且以敬佩的心情赞扬道:“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这说明鲁迅不仅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并且已经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加以运用。

  马列主义给了鲁迅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他深刻地指出了在改革旧习问题上的三个要点,至今对我们仍有巨大的启迪,那就是“改革一两,反动十斤”;要认识民众力量的伟大,要深知民心,正确引导,“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以及“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

  《习惯与改革》 不仅是富有现实意义的社会短评,而且是我们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文献。

  字数:2520

  作者:王德邻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558-559页.

  鲁迅作品全集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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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爱农《二十四孝图》藤野先生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五猖会狗·猫·鼠琐记无常

  《仿徨》

  祝福弟兄在酒楼上伤逝离婚孤独者高老夫子示众长明灯肥皂幸福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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