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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书东皋子传后》原文及鉴赏

2020-11-03 20:48:30

  〔北宋〕苏轼

  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余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余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余上者。常以谓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余前,则余安得全其乐乎?故所至当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而尤喜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余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

  东皋子待诏门下省,日给酒三升,其弟静问曰:“待诏乐乎?”曰:“待诏何所乐,但美酝三升,殊可恋耳!”今岭南法不禁酒,余既得自酿,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间复以酒遗余,余略计其所获,殆过于东皋子矣。然东皋子自谓“五斗先生”,则日给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余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

  东皋子与仲长子先游,好养性服食,预刻死日自为墓志,余盖友其人于千载,则庶几焉。

  ——《东坡题跋》

  〔注释〕 东皋子:王绩,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人。仕隋为秘书省正字,唐初以原官待诏门下省。性嗜酒,其诗多以酒为题材,赞美嵇康、阮籍和陶潜,嘲讽周孔礼教,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 待诏:唐初,以文辞经学之士及医、卜、棋、术等技艺人员置翰林院中,以待皇帝诏问驱使。门下省:唐官署名。 南雄、广、惠、循、梅:均宋代广东州名。救口不暇:应付自己喝都不够。 仲长子先:《旧唐书·王绩传》:“绩河渚中先有田数顷,邻渚有隐士仲长子先,服食养性。绩重其真素,愿与相近,乃结庐河渚,以琴酒自乐。” 服食:道家养生法,指服食丹药。

  〔赏析〕苏轼撰写本文的时候,正是他历尽波折、贬居广东惠州之日。长期的贬谪生涯,南北奔走不定的困苦,使他身心都蒙受极大的损害。此际,他已60高龄,万死投荒之余,不得不承认“身无病而心无忧”这两种人生乐事是与自己无缘的了。他屡遭贬谪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早年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卷入党争的漩涡中,但惹祸的却往往是所作的诗文。政敌们挑出他诗中的个别语句,加以歪曲诬捏,罗织成罪。所以,当他贬到惠州之时,弟弟苏辙以及朋好相识者都纷纷来信,要他痛戒作诗,以免被人抓住把柄,再起风波。他也自知危机常在,诗文不敢多作了,惟有饮酒以排遣这痛苦的日子。可是自己虽好饮而没有酒量,无法从中获得最大的乐趣,于是惟有常常施药与人和请别人饮酒,这样便可在别人无病和得到“至乐”时,他自己就感到开怀酣适,仿佛得到与己无缘的“至乐”了。

  东皋子王绩是位纵酒不羁的人。他本不愿做官,但为了能得到公家每日配给的三升美酒,才勉强干下去。苏轼倒会宽慰自己,他认为王绩的酒连自用都不够,而他自酿的酒,数量远过王绩,可以随意用来招待宾客,宾客常乐而自己又得以酣适其中。这种自寻佳趣的作法,稍稍冲淡他贬居的痛苦心情。

  苏轼常常用这种态度来对待现实生活中的不幸。这篇题跋行文委曲有致,通篇没有怨叹悲哀之词,尤为难得。苏轼的旷达洒脱的襟怀,与人同乐的人生态度,在这短文里充分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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