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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文集《处世篇》原文、翻译及解析

2021-09-13 10:06

  处世篇

  择取笃实践履之士

  【原文】

  盖尝抉剔平生之病源,养痈藏瘤,百孔杂出,而其要在不诚而已矣。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足为耻。至如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故每私发枉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时事孔棘,追究厉阶之生,何尝不归咎于发难者,彼岂实见天下之大计,当痛惩而廓清之哉?岂预知今日之变,实能自我收之哉?不过以语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国藩以兹内省早岁所为,涉览书册讲求众艺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为高谈古今嘐嘐自许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霤,顷观先生为楹帖“道在存诚”云云,旨哉,其奄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诚而不自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

  《给贺长龄》道光二十三年

  【译文】

  我曾经剖析平生毛病的根源,之所以养痈藏瘤,漏洞百出,最主要的是在不诚这点上。我私下认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家之所以矗立,贤人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为是秉持笃诚来做事。因此说:“诚,贯穿事物终始,不诚则无物。”如今的学者,说考据,则拿来作为辩论的武器;说经济,则据此作为博得名誉的工具。说的人不惭愧,相信的人还以此为贵,互相欺骗,不以为耻。至于像官场上的积习,则更加崇尚虚文,面对各种奸弊,施行的人不以为怪,了解的人不加指出,彼此互相涂抹掩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全都认同,稍有不同就会感到诧异。故而我每每私下发表枉论,说今日讲求治术,则不如考察名实之间是否相符;今日讲求学术,则不如择取笃实做事的人。事物穷尽则发生变化,挽救浮华必须依靠质朴,玩忽习气累积之后,必须用大力量来挽救,意图就在这里了!当今时事危迫,追究恶劣状况产生的原因,何尝不归罪于发难者,他们能说确实看到拯救天下的大计,应当痛加惩治并予以廓清吗?哪能就能预知今日的变故,确实可由我们自己来收拾呢?不过是以语言欺骗人,想先升入要职罢了。我以此来反省自己早年的所作所为,博览群书讲求众艺的努力,其中哪一点不是欺人之事?所做的那些高谈古今夸夸自许的,其中有哪一点不是欺人之谈?半夜想起,汗如水滴,刚才看先生所写的楹帖“道在存诚”等等,中肯啊,这些俨然君子的言论!果真心存诚意而不自欺,那么圣贤的人除了学习王政之道还有其他的吗?

  《给贺长龄》道光二十三年

  君子之看待施与报

  【原文】

  缓急之求,无贵贱贤否皆有之者也。求人而甘言谢之,夫人而能也;德于人而责报,亦夫人而能也。至知道者,有进焉,其受人赐,中心藏之,不以口舌云报也;其忠于谋人,过辄忘之。彼德我,吾安焉,彼不德我,吾安焉。徐以观其他,他行合义,友之如故,他行不义,而后绝之,终不相督责也,所谓“道济万物而不自居,施及后世而不矜不伐”,皆自于此。

  《给王拯》道光二十四年

  【译文】

  遇到急事求人,这是无论尊贵与低贱、贤与不贤都有的事情。求过别人之后而好言感谢,这是普通人都能做的;有恩德于别人而要求回报的,这也是普通人都能想的。至于那些明道的人,则又有更进一步的表现。他受到别人的恩赐,心里记住,而不用言语来表示回报;他忠心给人办事,过去就将它忘掉。别人感谢他,他安然接受;别人不感谢他,他也安然接受。而后他慢慢地观察那个人,他的行为合乎道义,则以朋友相待如故;他的行为不合道义,则过后与之断绝友情,始终不去责备他。所说的“道济万物而不自居,施及后世而不矜不伐”,都源自这里。

  《给王拯》道光二十四年

  借朱子谈格物致知

  【原文】

  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所谓道者。《传》曰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天地严凝之气,始于东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斯二气者,自其后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则庆赏之事起,因义以正物,则刑罚之事起,中则治,偏而乱。自其初而言之,太和氤氲,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而其习又无毫发累,于是曲践乎所谓仁义者,夫是之谓尽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准,推而放之庶物而准,夫是之谓尽人性尽物性也。常人者,虽得其全,而气质拘之,习气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贼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

  学者何?复性而已矣。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析也;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兹其所以难也。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仁民与物殊,乡邻与同室殊,亲有杀,贤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过乎仁,其流为墨,过乎义,其流为杨。生于心,害于政,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为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齐之分焉尔。

  朱子曰:“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未尽。此言吾心之故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究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说,曰致良知而已,则是任心之明,而遂曲当乎万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凤凰鸱鸮不同栖,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舜负之;鲧湮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与我相际之分殊也。

  仁义之异施,即物而区之也。今乃以即物穷理为支离,则是吾心虚悬一成之知于此,与凡物了不相涉,而谓皆当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为善以去恶,则当实用其力,务决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义之分既明,则当毕吾好恶以既其事也。今王氏之说,曰即知即行、格致即诚意工夫,则是任心之明,别无所谓实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于外之迹,而迹虽不仁不义,亦无损于心之明,是何其简捷而易从也!循是说而不辨,几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趋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岂有他与,即物求道而已。

  物无穷,则分殊者无极,则格焉者无已时,一息而不格,则仁有所不熟,而义有所不精。彼数圣人者,唯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恶臭者竞之,乃其所以圣也。不如是,吾未见其圣也。自大贤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实不实,而贤否以次区焉。

  国藩不肖,亦谬欲从事于此。凡伦类之酬酢,庶务之磨砻,虽不克衷之于仁,将必求所谓蔼然者焉;虽不克裁之于义,将必求所谓秩然者焉。日往月来,业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丛集,求付一物之当其分而不可得,盖陷溺者深矣。自维此身纵能穷万一之理,亦不过窥钻奇零,无由底于逢原之域,然终不敢弃此而他求捷径,谓灵心一觉,立地成圣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馁焉,不敢取彼说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

  《给刘蓉》道光二十五年

  【译文】

  天地间的法则,没有对称则不成立,所以使天得以成立的法则是阴与阳,使地得以成立的法则是柔与刚,使人得以成立的法则是仁与义。乾坤如果毁坏就无法见到《易经》这本书,仁义如果不彰显,也就无所谓道德。《易传》上说,天地的温厚之气,起始于东北,而旺盛于东南,这是天地之间旺盛的道德之气,这是天地之间的仁气。天地之间的严凝之气,起始于东南,而旺盛于西北,这是天地之间的尊严之气,这是天地之间的义气。这两种气,从它后来的作用来说,因为仁是用来孕育万物,那么庆赏方面的事情就兴起了;因为义是用来匡正万物,那么刑罚方面的事情就兴起了。居中则安定,偏颇则混乱。从他初始的状态来说,太和之气弥漫于宇宙,息息不止,人也好,物也好,圣人也好,常人也好,最开始所得到的都是一样的。人得到它的全部,物得到它的部分,圣人不仅得到它的全部,而且他的气质又最清纯最纯厚,他的气性也丝毫没有牵累,于是所谓践行仁义,就是所说的尽性。推而广之所有人都是这样,推而广之所有物都是这样。这就叫做尽人性尽物性。普通人即使得到它的全部,但是因其气质和习气的拘谨,表现在庆赏方面不恰当则毁弃仁爱,表现在刑罚方面不恰当则毁弃道义。如果毁弃仁爱和道义日益猖獗,那么本性就会日益微弱,于是学问方面的事情就从此兴起了。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恢复本性罢了。学习的途径在哪里?格物诚意罢了。格物,则剖分仁义上的差别等级而加以详细分析;诚意,则是用仁义来衡量好恶是否恰当而加以大力促进。这就是此事困难的缘故。我的身体与万物的生长,在道理上本来就是同出一个源头,若是加以分析,就纷繁复杂而彼此不同了。亲爱自己的血亲与对待别人不同,仁爱百姓与对待事物不同,乡邻与同室者有不同,血亲上也有血缘远近的差别,贤良的人也有等级上的差别,或差一倍,或相差十倍百倍,或相差千倍万倍,就因为这样而不齐了。如果不知道区别而随意作为,在仁上过了头,就流为墨翟;在义上过了头,就流为杨朱。这些都生发于心中,而贻害于政事,它的极端都可以搅乱天下,不到导致野兽吃人不会停止。所以大凡格物上的事,做起来曲折复杂的地方,是在剖判它的不一致的区分上。

  朱子说:“人心的灵明,在于有知。”这话说的是人对好恶的良知。又说“天下事物,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只是由于道理本身没有穷尽,故而知识也没有穷尽”。这话说的是我们的心所知有限,万事万物的区分是没有穷尽的,若不研究差别上的精细,则没有办法洞察最高的道理。如今王阳明的学派说致力于良知罢了,则是听任心的灵明,于是便可以将万事万物区分恰当,果真能够相信吗?帽子和鞋子穿在不同的位置上,凤凰和鸱鸮不住在同一处栖息,事物本身所具备的差别是很大的。瞽瞍杀人,皋陶将他抓起来,舜则背着他逃走;鲧没将洪水治理,舜对他处以极刑,禹则郊祭他。别人与我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仁义的不同施予,就是因为物体的不同而区分。现在有人将穷究物体的道理视为支离破碎,认为我的心一旦虚悬就可认识到,与一切事物不想联系,而说我对事物的处置都恰当,又可能相信吗?朱子说:“知道用为善而去除恶,则应当实实在在地用力,务必坚决去除而要一定得到。”这话说在仁义上的区分既然已经明朗,我就应该抛弃好恶之心来行事。如今王阳明的学派说知就是行,格物就是诚意的工夫,则是只听任心的明朗,再没有所谓的付诸行动。心如果明朗了,就没有必要在乎外表上的行为,甚至行为上即使不仁不义,也无损于心的明朗,这是何等简捷而容易做到!听从这个学说而不去加以辨别,岂不是带领天下去走向佛教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学说,岂有别的,就是即物求道而已。

  事物没有穷尽,那么差异就没有极限,研究就没有止境。一刻不研究,则在仁上就有不熟悉之处,在义上就有不精通之处。他们几个圣人,只是时时刻刻在研究事物,而又以喜好美色厌恶臭味的态度来做到底,于是才成为圣人。如果不是这样,我没有见到他们的圣贤之处。从大贤往下,知识上有精与粗,行为上有实与不实,而贤与不贤则以次第区分。

  我无能,也想勉强从事此事。凡是常人中的应酬,日常琐事的麻烦,即使不能以仁来折中,也将一定求得神情蔼然;即使不能用义来裁决,也将一定求得秩序井然。日往月来,学业不加修行,言行随意,悔怨交集,求得恰当处置一物而不可能,大概这是因为陷入太深的缘故。自认此身纵使能够穷究万分之一的道理,也不过是窥探得一点零头,没有办法到达左右逢源的境地,然后始终不敢丢弃此途而另辟捷径,说什么灵心一旦觉悟便可立地成佛。我是一个极其愚笨的人,甘心情愿守住愚笨罢了。智慧有不能照应的地方,行为有不能满足的地方,故而心里常常自馁,不敢将异端学说加以廓清而力排其非。愚笨的人大多柔弱,从道理上说有它的必然。

  《给刘蓉》道光二十五年

  生平最为重视友谊

  【原文】

  仆寡昧之资,不自振厉,恒资辅车以自强,故生平于友谊兢兢焉。尝自虑执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来天下之善,故不敢执一律求之。虽偏长薄善,苟其有裨于吾,未尝不博取焉以自资益。其有以谠言诤论陈于前者,即不必有当于吾,未尝不深感其意,以为彼之所以爱我者,异于众人泛然相遇之情也。昨秋与二陈兄弟相见,论辩之间不合者十六七矣,然心雅重其人,以为实今日豪杰之士。所见虽不尽衷于道,而要其所以自得者,非俗儒口耳之学所及;持论虽不必矩于醇,而其所讥切实,足以匡吾之不逮。至于性情气诣之相感,又别有微契焉。别后独时时念之,以为如斯人实友朋中所不可少者,而不敢以门户之见参之也。盖平日区区所以自励,而差堪自信者如此。

  《给欧阳勋》道光二十七年

  【译文】

  我是德寡智愚的资质,不能自我振奋勉励,常常想有所借助而达到自强不息,故而生平对于友谊总怀战战兢兢之心。曾经自我揣度所拥有的道德不够宏大,器量狭隘而不足以招来天下的良善,故而不敢坚持以一律求之。即使是偏激不够友善,如果对我有益,未尝不广为获取来增加自己的资质。他若有正直亢奋的言论摆在眼前,即使对我并非合适,未尝不深为感激他的好意,认为他对我的关爱,不同于那些泛泛相交者的感情。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样,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后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离别之后唯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

  《给欧阳勋》道光二十七年

  唯有大愚可治大奸

  【原文】

  手示敬悉。安乐弃予,世态之常,侍去年过此,与今年情形迥异。所示“莫危于渐”,诚为笃论,然此时只当用老僧不见不闻法。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懂可以祓不祥也。万事无成四字,是鄙人一生考语,公安得攘而有之?

  《给胡林翼》

  【译文】

  手示敬悉。安乐厌弃我,这是世间的常态。我去年经过这里,与今年情形完全不同。信中所说“危险莫过于在渐变中产生”,确实是笃实之论,但此时只能采用老僧的不见不闻之法。天下的法则,只有忘掉自己的机心才能消除众人的机心,只有懵懂才可以祓去不祥。万事无成这四个字,是我一生的评语,您怎能抢夺而拥有它呢?

  《给胡林翼》

  勿因小瑕摒弃才能

  【原文】

  此间文员如魁太守、朱明府,武弁如塔参将、景都司皆忠勇奋发,可与共倡大义。而塔参将字玉山者,为乌都统所赏之第一人,实属难得之才。顷闻阁下因其不赴桂东之援,督责甚严,求少为弛缓,待弟细细察看。人才难得,恐因小瑕而镌去有用之才也。

  《给张亮基》咸丰三年五月

  【译文】

  这一地区的文员中如魁太守、朱县令等,武官中如塔参将、景都司等都是忠心赤胆、勇武果决、奋发向上之人,可以与他们一同倡导大义。而其中的塔玉山参将,是被乌都统赏识的首要人物,实属难得之才。近来听说您因为他不肯前往桂东增援而严加督查责罚,希望您稍稍从缓处置,等我仔细对他察看一番。人才难得,只怕因小的过错而损失了有用之才啊。

  《给张亮基》咸丰三年五月

  荐举贤才弥补过失

  【原文】

  总揽大纲之人,拟请伯符、莲舫、筱泉三人。筱泉精细圆适,其从国藩也极久,其为国藩谋也极忠,往年余拟专摺保之。曾为罗忠节两次言之,忠节亦极力赞成。厥后因循不果行。国藩之保举稍吝,不过局度较隘。至于次青、筱泉之不得优保,毕金科之不成功名,则国藩实有蔽贤之咨。中夜以思,如何可赎?今毕金科则长已矣!次青、筱泉二人,万乞阁下大力设法优保,或留鄂补用。以私言之,则国藩内有补于歉衷,外有益于报销;以公言之,则二子存心爱民,必不裨于吏法,必有赞于高深。务乞留意承允。

  《给胡林翼》咸丰八年五月

  【译文】

  负责全局工作的人,我打算请伯符、莲舫、筱泉三人出任。筱泉办事精密细致、灵活适度,他跟我时间很长了,他替我谋划事情也很忠诚,前些年我曾专门拟定一份奏折保举他,另外曾向罗泽南两次提及他,泽南也极力赞成。奏折递交以后,有关部门硬是要按照常规办事,因此未能如愿以偿。我在保举人才上稍微有些严格,不过是眼界较为狭隘罢了。至于说到次青、筱泉未能从优保举,毕金科未能成就功名,这就实实在在是我有遮蔽贤才的罪责了。夜半深思,怎样才能弥补我的这一过失呢?如今毕金科已经离世了,追悔莫及!次青、筱泉二人,万望您设法向朝廷从优保举,或者在湖南为他们谋得一个职位。从我个人感情方面来说,这样对内可以补偿心中歉疚之意,对外又为他们做了些有益前途发展的事情;从国家利益来说,这两个人确实存有爱民之心,一定能为地方管理上做出成就,一定能在国家发展上提出计策。恳请务必留意此事,答应此事。

  《给胡林翼》咸丰八年五月

  依法办事不可勒捐

  【原文】

  孔提纲等三人顽梗不驯,自当为地方除害,论其生平劣迹,即置之重典,彼亦咎无可辞。仅奏其不遵办米情,虽可恶而法难加重。鄙人不喜勒捐之习,且懂劝捐户与惩办土匪,不能合为一事。如其为可杀之土匪,则彼虽捐资巨万,亦断不可受之。如其为应赦之平民,则彼虽吝捐一毛,亦但可责其太悭,不可吹求他事,俗谚所谓“打则不罚,罚则不打”也。郭冠曾应捐之数,尽可不必追缴。以后查明该三人罪状,秉公定谳,俾咸知除莠所以安良,而取民仍归有制,诸希斟酌妥办。

  《复唐景臬》同治二年正月

  【译文】

  孔提纲等三人顽固不化,自然应当为地方除害,根据他们的生平劣迹,即使将他们重罚,他们也无话可说。仅仅根据他们不去遵办纳米的情形,虽然可恶,但在法律上难以加重处罚。我不喜欢勒捐的习气,而且也懂得劝人纳捐和惩办土匪之间的区别,不能将他们并为一事。如果他是该杀的土匪,那么即使他捐资数万,也决不能接受。如果他是应该赦免的平民,那么即使他吝啬捐出一毛,也只能责怪他太悭吝,而不能追究其他的责任,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则不罚,罚则不打”。郭冠以前应该纳捐的数目,尽可不再追缴。以后查明这三个人的罪状,秉公论罪,使他们都知道除暴以安良的道理,而且仍能依法办事而取信于民,希望斟酌妥善办理。

  《复唐景臬》同治二年正月

  厘务利弊自当定夺

  【原文】

  前接腊月初八、十六等日惠书,军中繁冗,稽复为歉。承以厘务利弊,反复详示,谓商弊卡弊,均属无法可除,而致慨得人之难,思深虑远,皆甘苦阅历之言。窃谓商弊虽难尽除,稍存宽大,未始非惠及小民之道。其行单数目,微有隐匿,盖各省自来皆然,非今日江省始有此弊也。卡弊不除,则为害甚巨。理财之道,莫患乎上不归官,下不归民,而归于中饱之囊,漏卮日泄,饷源日亏。来书历历指摘,自系确有所见,若虑防弊,反以作弊,遂谓无可信之人,无可行之法,则是因噎而废食,岂能变通而尽利。

  江西厘务,立法不为不密,因各卡之贤员过少,逐觉前此之成法皆虚。大抵卡员摺报,患在条例太繁,不知愈简愈妙;总局册报,患在前后牵搭,不能月清月款。兹因王子坚请示册报之式,辄以鄙意刊发摺单二式;又因万永熙应行查办之件,逐将前此怀疑之端,与应改之事,趁此时逐一清查,胪列十条,另牍奉达,尚希亮察。

  至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为德为才,得一已难,两者兼全,更不数觏。必欲概选贤员,分布各卡,是岂咄嗟能办?且先求一二诚实人员,姑改欺饰之习,徐图整顿之方。顷接来牍,派员赴省接办。万牧一席,试派二员前往,未知人地能否相宜。陈茂操守有信,而才欠开展;阎炜厘务较熟,因病尚未起程,到省时,诸祈随时指点训迪。

  往年胡、严二公兴办鄂厘,甲于天下,鄂省赖以富强,至今尚蒙其利。其法不外“精察耐烦,锱铢必较”二语。鄙人于江西厘金,未能亲自经理,徒受攘利之名,未得救贫之实。来示尚未满志,敝处尤难甘心。粤东抽厘,名望愈觉腥膻,鄙怀更所不甘。今岁拟稍竭愚虑,将江西厘务,亲自经理一番。先从吴城、饶州二卡下手,如有贤员,再行分布瑞、袁、临;如有微效,再行兼顾他处。半年以后,甘苦得失,自有定衡。

  《复李桓》同治二年正月

  【译文】

  前些天接到你腊月初八、十六等日的信,因军中事务繁冗,未能及时回复,深为致歉。你将厘务利弊再三详细说明,说商弊和卡弊,都是无法清除的,又感慨取得贤才的困难,可谓深谋远虑,这都是经世阅历之言。我认为商弊尽管难以根除,但稍存宽大也未必不是施惠于民的办法。商贩的行单数目,稍微有些隐藏,各省大概都自来如此,并非今天江西才开始出现这个弊端。关卡之弊不消除,那么为害就十分巨大。理财的大忌,莫过于上不归官,下不归民,而归于中饱之囊。国家利益日益外泄,军饷来源日益亏空。来信逐条指斥,定是确有其事,如果考虑防止弊端,反而以为作弊,当作没有可以信任的人,没有可行的法规了。这就是因噎废食,怎能变通求利呢?

  江西厘务,立法不能不说不严密,只因各关卡奉公守法的贤员太少,所以觉得所定成法都未落实。大多关卡官员的折报,弊病在于条例太过繁琐,不知道越简单越好;总局册报,弊病在于前后月互相牵扯,不能当月款当月清。现在由于王子坚请示册报的样式,我就依照我的意思刊发了折单二种;又由于万永熙应该例行查办文件,于是就将前面有所疑虑的地方和应该修改的条目,趁此时逐一清查,陈列十条,另外奉达,还望明察。

  至于用人一事,确实是万事的根本。不管德还是才,得到其中一个就已经很难了,而两者兼备,更是不多见。一定要选择德才兼备的官员,分布在各个关卡,岂是情急之下能办得到的?姑且先选派一二个诚实的官员,暂且改正欺瞒伪饰的劣习,慢慢再行整顿的方法。刚刚接到来信,就派了官员前往省中接办。万牧一席,试派二人前往,不知是否合适。陈茂品德良好,很守信用,但才能不足;阎炜厘务较熟,因病还未起程,到省时,还请平时多多关照。

  以前胡、严两位大人兴办湖北厘金税法,居于全国首位,湖北省依此而富强,至今还深得其利。他们的办法不外是“精察耐烦,锱铢必较”两句话。我在江西办理厘金,没能亲自料理,白白受了攘利的名声,而没有达到救济贫困的实效。来信所示壮志未酬,我处也是不甘心。粤东抽厘,名望日益下降,丑恶污浊的现象日渐增多,我心更是有所不甘。今年打算好好用心思虑一下,将江西厘务亲自料理一番。先从吴城、饶州两个关卡着手,如果有好的官员,再另行分派到瑞、袁、临等处;如果稍有成效,再推广到其他各处。半年以后,甘苦得失,自有定断。

  《复李桓》同治二年正月

  皆爱英才而恶败类

  【原文】

  希庵痨病失音,尚住湘乡城内,轻重反复,深为可虑。操孤舟而涉巨海,环顾篙师柁工,少可倚恃之人。来示谓鄙人喜综核而尚庸材,盖不尽然。近年所见诸将,惟程镇学启谋勇俱优,去年拔赴上海时,我家沅弟坚不肯放,兄弟力争数日,强之东行。厥后程镇屡立奇功,舍弟虽深幸少荃振起一隅,有益全局,而亦未尝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强,此失一人而弱。是知喜雄骏而恶阘葺,重干、莫而薄铅刀,乃人情之常态。今之碌碌隶敝部者,庸则有之,尚则未也。

  《复左宗棠》同治二年五月

  【译文】

  希庵因痨病失音,还住在湘乡城内,时重时轻,实在令人忧虑。驾孤舟而渡巨海,环顾船工舵手,身边几乎没有可以倚靠的人。他来信告诉我,说我喜欢综核而推重庸才,其实不全是这样。近年来我所见的各位将领,只有程镇有勇有谋,才学俱佳。去年拔军前赴上海时,我家沅弟坚决不肯放人,我们兄弟力争数日,强行东行。后来程镇屡立奇功,我虽然庆幸少荃能够独当一面,有益全局,但也未尝不私下抱怨我,致使你们得到一名良将而强大,我们失去一名勇士而衰弱。其实喜爱英才而厌恶败类,看重宝剑而鄙弃铅刀,这是人之常情。现在我部众将,庸才是有,而英才还是没有。

  《复左宗棠》同治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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